黄百韬和蒋介石
1948年11月22日，午夜，碾庄圩附近的一处山林。黄百韬腿部中弹，正坐在一块大石上喘着粗气，身边只剩下他的副手杨廷宴一人。
“胜则举杯欢庆，败则拼死相救”，黄百韬说完这句话，仰天长叹一声，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。
谁知子弹偏了几分，这一枪并没有让黄百韬当场丧命，然而剧痛已经让他瘫倒在地，浑身抽搐不止。在一旁的杨廷宴不忍看他如此痛苦，掏出手枪抵住黄的胸口开缺卜咐了一枪。黄百韬闷哼一声，终于彻底解脱。
电视剧《大决战》中的黄百韬，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伏纯军人形象，他有能力、有威望、有胆识、会打仗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仍决定以死报国，决不投降。对我们来说，黄为了蒋介石反动政府而死毫无价值，死得轻于鸿毛，可是我们不能否认黄百韬是一个称职的将领、真正的军人。
黄百韬，字焕然，非蒋介石黄埔系的军官，却担任了国民党军精锐第七兵团司令，可见蒋介石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可。他曾被授予光华宝鼎勋章、青天白日勋章，这是国民政府对保家卫国、抵御外辱有功军官的最高褒奖。
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，黄百韬多次带领整编25师与粟裕交手，各有胜负，是解放军一个非常头痛的对手。假如不是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堪，将领不和，黄百韬未必会命丧碾庄圩，落得个如此凄惨下场。虽然黄死后被追赠陆军二级上将，可是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了解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也会替自己不值吧。
黄百韬死后，杨廷宴开始琢磨如何处理他的尸身。正巧这时一个华野战士搜索过来，看到这般景象，立即举起枪对准杨廷宴，大声说：“干什么的，死的是谁？”
杨廷宴急中生智，带着哭腔对解放军战士说：“我……我是军队的伙夫，这人是我哥哥，我们从军队逃出来的，跑到这里哥哥被流弹给打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说罢顿足捶胸放声痛哭。这名战士看杨廷宴哭得情真意切，不像装的，心生怜悯便转身离开了。
杨廷宴待四下无人，便用附近捡到的一件大衣把黄百韬的尸体裹好，接着用刺刀在一棵大树下挖了一个坑，把尸体草草下葬。之后，他仔细记住了埋葬地点的地形、山势和周围特征，匆匆离开。
天色拂晓，碾庄圩激战一夜，此时依然杀声一片。杨廷宴吓得慌不择路，不慎扭到了脚踝，更跑不动了，在井皿村北边被解放军俘虏。由于战事紧张，解放军只留了一个班看守包括杨廷宴在内的200多名俘虏。
杨看有机可乘，就一瘸一拐地走到班长面前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长官，我是被国民党军强迫抓来当兵的，一共才当了8个月的兵。我上有80老母，下有2岁的孩子，而且我腿还有残疾，走不动路的。您就可怜可怜我，放我回家吧。”
解放军的班长也是新兵刚升上来的，没啥经验，便问杨廷宴：“你在军队里做什么的？”杨赶忙说：“我就是个做饭的，你看我这腿，也打不了仗啊。”班长一检查，发现杨的腿上的确有伤，又寻思只是个伙夫，心里一软，训斥了他几句就放他自行弊猜离开了。
杨廷宴辗转回到南京，向蒋介石汇报了黄百韬的死讯，然后直奔上海徐家汇，向黄百韬的家属报丧。正巧华北剿总副司令李文也在黄百韬家，得知黄百韬的死讯后，一群人哭作一团。黄百韬的妻子柳碧云对杨廷宴说：“老黄战死沙场，为党尽忠，得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安葬才行。”
杨廷宴拿出一张烟盒纸，对柳碧云说：“掩埋黄司令的地方我已经画成地图，就在这张纸上，按图就能找到。嫂子节哀，如果不是总裁让我去温州执行任务，我就带着你们去了。”
杨廷宴没走多久，黄百韬的老同学张进叶来了。他得知黄百韬在碾庄身亡的消息后，马不停蹄赶到上海的黄家吊丧。张一进门，柳碧云就扑倒在地，涕泪交加地说：“大哥，你来得正好，你是徐州人，百韬的尸身还在碾庄，你得想办法把他接回来啊。”
黄百韬的二儿子也跪在地上，动情地说：“大爷，您给我带路，我得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来。”张进叶连忙把母子二人扶起，静思片刻后说：“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这次偷运百韬的尸体，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。碾庄一带现在已经被共军占领，我们要去的话不能带证件，不能带武器，也不能去太多的人。”
张进叶、李文、柳碧云面面相觑，虽然还有顾虑，却都从对方脸上看出了一份坚定，于是几人开始制定具体的“偷尸”计划。
张进叶、李文仅自然不会让柳碧云冒险，他们只带了两名士兵，从上海坐火车来到蚌埠。然后两人换上礼帽大褂，还用被单子包了两大包香烟用于应付检查。两名士兵把他们送到武河县便离开了，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。
张、李二人在附近置办好棺材，按照杨廷宴的地图来到埋尸地点，很快就挖到了被大衣包裹的尸体。在大衣兜里，他们翻出了一个铜牌，上写“来宾证十七号”，这是蒋介石发给黄百韬的出入证，绝对没错。他们将黄的尸体放进棺材，装上土车推走。
张、李二人历经磨难，躲过重重盘查，总算是把黄百韬的尸身运上火车，送到南京中国殡仪馆。
1948年12月8日，蒋介石在黄百韬追悼会上带领大家默哀，之后发表讲话：高度肯定黄百韬过往的功绩，赞扬他为党国牺牲的英勇精神，号召所有高级将领学习黄百韬的精神。
12月16日，蒋介石决定为黄百韬举行“国葬”，并为黄百韬题字“大仁大义”。国防部长何应钦题字“焕然将军殉国纪念：浩气长存”。
1949年1月18日开始，《中央日报》连续多日头版刊登首都各界追悼黄百韬大会公告：定于1月19、20、21日三日为黄百韬举行公祭。
1949年1月25日，《中央日报》刊登：黄百韬忠骸定于明日安葬。
次日，黄百韬的灵柩在在南京岔路口附近的曹古山国葬区下葬。蒋介石本来是要主持国葬仪式的，但是当时蒋已经下野去了奉化，应该是没有出席黄百韬的葬礼。
后来因为修建312国道的关系，曹古山被铲平，黄百韬的这个墓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虽然后来在台湾蒋介石又给黄百韬修了一座坟墓，但是考虑到当时国民党走得匆忙，真的有时间特意去把黄的尸体挖出来带走吗？
此外还有一种说法，黄百韬之妻柳碧云看到蒋介石下野，无心给黄主持国葬之后，彻底寒了心，便决定给黄百韬另寻下葬之处。她和杨廷宴、李文等人决定到城外勘查一番，另选一处风水宝地安葬黄的尸身。
第一天他们来到中华门外，没挑中。
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中山门外，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。
第三天他们驱车向栖霞山方向行驶，来到太平门附近。当行驶到蒋王庙的时候，柳碧云看到了明代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墓地，便要司机停车。三人下车后登上一段台阶，站在李文忠墓一侧的小山头放眼望去，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。
这里宁静安详、松柏长青，柳碧云觉得这里最适合丈夫“长眠”。李文望着东面巍巍紫金山，南边碧波清澈的玄武湖，也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太美了！”杨廷宴说：“风景此处独好，将焕然的墓选在李文忠的墓边，既能混淆视听，更加安全，也方便黄家的后代过来祭祀。”
三人再无异议，当即决定将黄百韬的墓选在这里，并在墓碑上刻“黄焕然之墓”。为了避人耳目，柳碧云特意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下葬。这里本来就偏僻，人烟稀少，交通不便，黄百韬墓悄然出现，除了极少数知情者外，几乎无人知晓。
从古至今，死后有多个“疑冢”的基本都是生前杀戮太重的帝王，死后怕人掘墓报复，比如曹操72疑冢、成吉思汗也有5个疑冢。估计黄百韬生前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将军，死后也能享受3个“疑冢”的待遇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死后究竟埋在了哪里。
如今黄百韬的尸骨是葬在曹古山，之后下落不明；还是跟着蒋介石迁墓到了台湾五指山；亦或是葬在太平门外的李文忠墓旁？由于年代久远，知情人也都不在，恐怕很难说得清了。
2004年，黄百韬的儿子带着一大家子人从美国回到南京，专门去了李文忠墓祭拜他的父亲，还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。也许我们可以由此推断黄百韬的“真身”还是留在了大陆，毕竟亲儿子来祭拜，总要事先做一番功课吧。这么说来，台湾五指山黄百韬的墓，大概率只是个衣冠冢。
一代名将黄百韬，生前执掌着国民党军队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兵团，却因为蒋介石的胡乱指挥，被围困在小小的碾庄圩。虽然蒋得知消息后派出多路大军前去营救，却因为国民党将领们的贪生怕死，加上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，最终功败垂成。
值得敬佩的是，黄百韬在坐困孤城，没有援军的情况下，依然顽强坚守了12天。但是黄百韬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，大势面前，他最多只能算是负隅顽抗、垂死挣扎，没有任何胜算。不过黄百韬能够至死坚持“命令第一、荣誉至上”的军人准则，虽然阵营不同，我们依然要向这位值得尊敬的对手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黄百韬的悲剧在于他错看了形势，跟错了“主子”。蒋介石任人唯亲、气量狭窄、朝令夕改、言而无信，他的“昏庸无能”注定了国民党军队的衰败，黄百韬等人不过是他和反动政府的“殉葬品”罢了。
在黄百韬的追悼会上，蒋介石曾失声痛哭，高喊“黄埔精神不死”，以致后来也成为蒋的一个笑柄。因为黄百韬不是黄埔生，而蒋介石重用的黄埔系，只会争权夺利、贪污横行，结局不是被俘虏就是当逃兵，哪还有一点黄埔精神的影子。
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。不是蒋介石胡乱指挥，黄百韬可能早就安全撤回徐州了，不至于死得毫无价值；死后，蒋介石也没有提出主动寻回这位拥有“黄埔精神”将军的尸骨；后来，又是他薄情寡义，寒了人心，柳碧云义愤难平，只得给丈夫另寻他处安葬。
然而像黄百韬这样的“顽固分子”，我们就要彻底地否定他们，鄙视他们吗？我们要辩证客观地看待他们：他们只是军人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本身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各为其主罢了。
而且，黄百韬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功的，在浙赣战争中，黄百韬任三大战区参谋长，他作战英勇，毫无畏惧，亲临一线指挥。同时黄百韬不忘整顿军纪，令行禁止，让松散的国军面对日寇时，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，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计划。
黄百韬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手，是真正的军人！我们同情他的遭遇，缅怀他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牢记他的教训，那就是永远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！
黄百韬的三座疑冢，曹古山的已经不在了，而台湾省的我们也难以前去祭拜，唯有李文忠墓依然讲述着这位将军的过往。如今，在李文忠墓的后面插了一块牌子，牌子上简要介绍了黄百韬的身份和生卒年月，如果有机会去南京 旅游 ，不妨前去一睹这位将军的风采。
虞洽卿旧居
文/徐永超 随着日本的对中国的步步进逼，不少有爱国情怀的商人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四方奔走，捐款捐物，保持了民族气节。其中就有"上海大闻人"之称的虞洽卿(1867——1945)。 虞洽卿，原名和德，浙江宁波人。自幼丧父，靠母亲抚养成人。14岁那年，来到上海，进入颜料行当学徒，由于聪明能干，很快得到了老板赏识。25岁以后，他做起了洋行买办，利用这一身份，虞洽卿广结社会各界好友。1905年12月，虞洽卿为了中国人的权益，作为代表与租界当局据理力争，最终迫使租界当局让步。从此，虞洽卿成为沪上著名的"大闻人"（ 指旧上海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）。 辛亥革命前夕，虞洽卿结实了当时在上海活动的陈其美等革命党人，并积极为他们筹措活动经费。上海光复后，他为了解决财政困难，又出面向荷兰银行借款一百万。 虞洽卿颇有民族自尊心。1926年，他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，到达大阪时，听到了华侨在这里受到的的不公正待遇，连呼"日本人欺人太甚！"于是在薯启衫那天的欢迎宴会上，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代表团成员无不动容，在场的日本人则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 "九一八事变"后第8天，上海20万群众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，虞洽卿作为大会主席团执委，表示:非归还东北，不停止抵日货。一二八战事期间，上海市民纷纷逃难，虞洽卿牵头成立了旅沪各乡团体联合会，号召各界人士联合对日。他称赞十九路军长官蔡廷锴："戚继光打倭寇，十九路军打日寇；蔡廷锴是当代戚继光。"当时，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，大会更是呼吁当局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保我中华民族免因示弱而灭亡。 卢沟桥事变后，他更是不顾年迈，为淞沪抗战四处筹集捐款，为救济难民做了贡献。 淞沪抗战期间，前线伤兵无数。虞洽卿筹款25万元，将它们用于伤兵。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。淞沪会战失利后，大批难民涌进租界。又是他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会，救济十余万同胞。 因为虞洽卿的大部分财产在上海，所以他决定继续留下照看生意。1938年，日本海军服务部逼迫要与虞合办航运，他公开拒绝。为抵御日舰入川，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12条轮船沉江。日本还多次逼迫他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。他坚决抵制，对人说："人生在世，百样事可做，唯独秦桧不可做。" 当时的上海滩，暗杀、绑票时有发生，大特务吴四宝放出风声，要绑架他。虞洽卿对家人说:"我虞洽卿绝不会去当汉奸，我既不会给日本人做事，也不会给国民旁搭党干事，只想当一个老百姓，只做我的生意。"但局势的恶化让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。他想，放弃大批财产，总比投敌当汉奸好。于是决定逃出上海孤岛。临走前，他特意来到家乡与乡亲们告别，前往香港，又于1941年 4月12日经飞抵重庆，受到蒋介石宴请。 其后，与王晓籁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。后来又前往昆明，与著名实业家，时任云南财政厅厅长的缪云台合作，组织了三北运输公司，增购运输用的卡车。 当时，日本占据了中国的沿海地带，几乎所有的抗战物资都要通过走滇缅公路。虞恰卿以76岁高龄，亲自飞到仰光，同外商谈进货，又亲自押运装满货物的卡车返回昆明。为躲避日机轰炸，车队昼伏夜行，可谓历尽艰险。他为运送军民物资的做了重要贡献。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，虞洽卿却因年事已高撒手人寰。死前，他捐赠黄金千两支持抗战。 纵观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，作为一名商人，他一直坚持在商言商，但在国家危亡之际，又能挺身而数腔出，多方奔走，历史证明，他是一名爱国的企业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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